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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2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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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启示:开放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作者:社论 来源:光明网-新京报 Star.news.sohu.com 2005年08月27日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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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转军人进法院 可耻的“官人姓名法” 在保钓问题上我们为何处于下风?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知识分子:怀璧何罪? 自给自足是通往贫穷之路


  超女既出,万人空巷。2005年,没有比“超级女声”更能吸引中国来自各个阶层的亿万观众。“我的快乐我做主”成为这一时刻的经典坐标。昨夜,这一场漫长的“快乐总动员”终于落下帷幕。李宇春获得了年度三强总决选冠军,周笔畅、张靓颖分获亚军和季军。应该说,胜出的不只是其中某位超级女声,还有我们正在形成的开放社会。

  超级女声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快乐的舞台精灵何洁、有薰衣草般笑容的李宇春以及天使在唱歌的张靓颖,还让人看到了“一跪惊人”的“红衣主教”、甚至半老徐娘,在个性饱满的张扬背后,其更多的内涵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即使是那些被所谓“公论”视为“丑陋者”,只要不干涉他者的自由,她们都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与跳舞的权利。历史证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每个人能真实地代表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人民与国家中的一员。一个人少了一份笑容,这个民族与国家就少了一份笑容。只有每个人以己之喉舌,唱出心底的歌声,才能真正唱出国民之声。

  “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这不仅说出了超级女声们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中国人的生活宣言。“我的快乐我做主”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主”。换言之,今日中国人的生活,理所应当地由每一个中国人自己做主。中国人的幸福之声,就是要从每个中国人的喉咙里发出,它是原汁原味的生活之声,追求自由幸福的声音。

  瓦尔特·本雅明,被称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归根结蒂,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可以互相流动的社会。

  总结一个开放的社会的特征,法国电视台经济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赛在1982年写道:一个好的社会,关键要看流动,人们“能上能下”。

  老总的儿子,当上了工人;律师或技术员的女儿,回到祖辈的农场;医生的孙子谋份警察的差事……理论上,一切应该从零开始。”抛弃偏见与俗制,一切从零开始。事实上,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带来万人空巷的盛况,正是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虽然它并不至臻至美,但是藉此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透明与公平的环境下,见证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孩,从名不见经传到一夜间造就无数自称“玉米”、“盒饭”、“凉粉”的歌迷。一方面,超级女声们凭着自己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通过海选与一轮轮晋级与PK,赢得鲜花与掌声;另一方面,同样有许多优秀歌手可以自信地笑在鲜花与掌声之外。前者证明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后者证明中国人正在赢得自我,学会自信地坚守自己的价值。

  早在一个月前,有评委在谈到超级女声时指出,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诚然,中国未来之伟大,在于我们今日中国经济的起飞,它同样有赖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正在形成。未来中国的强大,就在于在那里充满了富有个性的、强大的女声与男声。他们在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并因此获得更多的来自社会与人生的奖赏。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无限期许,更多缘于我们心底的自信与坚持:超越五千年的困顿与磨难,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Tuesday, August 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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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过大亮黄灯 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2005年08月23日 17:51

图片来源:经济参考报

凤凰卫视8月23日消息 综合报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警告,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如趋势持续,如果政府不能找到结束两极分化的有效途径的话,2010年之后,贫富悬殊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23日提交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进行首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只有两处改动:将个税起征点从月收入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权威人士指出,这“一松一紧”两处修改旨在缩小目前中国过大的贫富差距,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中国贫富差距接近危险水平

据中国日报22日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领导的一个专家小组,在采用了一种新的预警系统来标识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后,于近日发表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如果今后五年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话,今后五年之内,贫富悬殊即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介绍,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城镇、农村、城乡、行业、地区几个方面来分析。为了便于人们理解,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值。“黄灯”表示收入分配关系进入警戒状态;“红灯”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完全处在不合理的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预警系统显示,2003年城镇居民内部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评价指数为69分,低于70分的“黄灯”警戒线。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72.7,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23。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研究组专家据此提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更明确地说是农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

预警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得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在国际上处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这与运用基尼系数排序结果基本相似。专家同时也提醒,测算是以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200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但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

修改个税法有利于缩小差距

另一方面,23日提交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进行首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只有两处改动:将个税起征点从月收入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权威人士指出,这“一松一紧”两处修改旨在缩小目前中国过大的贫富差距,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00亿,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这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也与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违背。

相关分析指出,在这个背景下,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一方面减轻中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强化对社会基础阶层的“兜底”,另一方面对富裕阶层进行必要而合理的收入“限高”,从而遏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还应当看到,个税制度不够合理并不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主因,对于个税修改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

分配体制改革将是“十一五”重要环节

此外,另据香港大公报稍早前报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主导思想,其中,在收入分配领域,由贫富分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分配体制改革也将是“十一五”的重要环节。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建伦认为,“十一五”期间,应首先解决群众普遍关注、反映最为强烈的“保低”问题,应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持社会稳定局面。同时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创建公开、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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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警告
  中国贫富悬殊已达危险水平

  (北京综合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警告,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如趋势持续,如果政府不能找到结束两极分化的有效途径的话,2010年之后,贫富悬殊有可能激发社会动荡。

  据中国官方英文报《中国日报》昨日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领导的一个专家小组,在采用了一种新的预警系统来标识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后,于近日发表研究报告说,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如果今后五年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话,今后五年之内,贫富悬殊即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专家小组警告,如果有关当局不采取相应措施,到2010年后将进入“红灯”范围。

  预警系统从安全到失衡划分了“蓝灯”、“绿灯”、“黄灯”、“红灯”四个阶段和相应的警戒值。“黄灯”表示收入分配关系进入警戒状态;“红灯”表示收入分配差距完全处在不合理的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

  研究所最近的调查发现,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

  上周末,中国国家统计局预测,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所得将在今年内超过人民币1万元(人民币,下同,约2000新元)。去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年均所得只有2936元,远远不如当年的城市居民的9422元。

  专家小组对缩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别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城市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几乎高出农村人的两倍。统计数字显示,城镇居民的收入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的同时,但是农村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只有4-5%。

  即使是在农村,人均收入之间也存在差距,去年,农民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政府划定的贫困农民家庭收入的3.39倍,而1992年时,这一数字仅为2.45。

城市居民差距也扩大

  专家小组在结论中写道:“政府的当前急务是设法帮助贫困的农民增加收入。”

  即使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逢贤说:“这个差距也在扩大中。”

  徐逢贤指出,在城市中,不仅是下岗职工的收入减少了,私营企业主的荷包也在加快缩水。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搜狐财经专栏作家吴向宏博士近日在《证券时报》撰文指出,最近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由于《瞭望》是一家有浓厚党和政府背景的媒体,它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已经对贫富分化问题有高度的警醒。

  吴向宏认为,现在社会上某些人散布一种说法,讲贫富分化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造成的。而这种观点,从经济学理论看是毫无根据的。

  文章指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是不可能造成贫富分化的。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大部分人将是中产阶级。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富分化,则必定是有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少数人之所以能巧取豪夺,往往是因为有权力做靠山。相对于市场的力量来说,权力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

吴向宏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占人民可征税收入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政府掌握的财力,已经超出必要的限度,超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政府财力大部分投于经济活动领域中,用于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投入相对不足。过去20年中国的贫富分化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过分向政府手中集中,而政府又忽视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投入,相反大量向经济领域投入政府财力。

Friday, August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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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中级法院上班集体早退 自称是国际惯例

NEWS.SOHU.COM   2005年08月12日19:22  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8月12日电(记者 段博 储国强) 尽管规定下午6点才能下班,但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午5点半就“集体早退”,给前来办事的群众带来诸多不便。记者连续三天采访核实发现,尽管办公楼离家属区才几分钟路程,但法官们每天下午仍是纷纷提前下班,办公室人去楼空,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而这家法院政治部一位干部对此的解释竟是“为了和‘国际惯例’接轨!”

  8日下午5点35分,记者赶到渭南市中院联系一项紧急采访。谁知到了法院却发现楼下停车场已经空空荡荡,大楼内值班门卫告诉记者:“现在楼上已经没人,都坐大巴车回家了,你要是早来十分钟就行了。”在记者一再要求下,门卫才联系了法院办公室、政治部等相关部门,但这些部门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当记者问:“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怎么就没人了?是否还有值班领导?”门卫回答:“我们这儿就是5点30分下班。”

  根据陕西省政府规定,从7月1日起执行夏令作息时间,下午上班时间是3点到6点。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何会出现这种“集体早退”现象?

  8月9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这里。面对询问该院宣教处处长骆元平说:“我们绝对不是5点半下班,法院大巴5点40分才发车。不信你今天跟我等到下午,看看是不是5点40发车。”当记者提到省政府规定时,他说“你这话我不爱听!”记者再次追问:“就算5点40分下班,那也是提前早退呀?老百姓碰到急事找你们怎么办?”谁知他竟说:“这是国际惯例!”弄得记者哭笑不得。

  在法院大楼前,记者发现了那辆每天准时“提前下班”的大巴,它在两辆警车簇拥下竟没有牌照。在一楼大厅,许多前来办事的群众被值班门卫拦了一圈,他们都很气。其中一位农民高声嚷嚷:“来了好几次,都说没人,法院的门也太难进了!”

  8月10日下午,记者第三次来渭南市中院,发现“集体早退”的现象并没有改变,从下午5点20分左右就有不少人陆续从办公楼走出。有些人骑摩托车、自行车离开,而等在班车前的人则三五成群闲聊。5点33分,班车门打开,站在一旁的人陆续上车,5点39分,班车上了最后一个人,然后启动。7分钟后,班车到达家属区。当记者返回法院办公楼时,一位布鞋上沾满泥土的农民,手里拿着一叠材料急匆匆地在楼里找人,当得知法官都回家后无奈悻悻离去。

  一位经常与法院打交道的律师告诉记者说:“现在法院的案源下降,法官们到下午5点半后基本就没啥事了。在办公室空耗着,还不如让他们回家做饭去。”

http://news.sohu.com/20050812/n226656853.shtml

Wednesday, August 10, 2005

Everyone should abide by law

Everyone should abide by law
Everyone should abide by law

2005-04-26 06:59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stand up against anyone who violates it, says an article in Legal Daily. An excerpt follows:

It is reported that a private entrepreneur has been building an expensive tomb in Meiling National Forest Park in Nanchang, the ca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being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forestry law, such a brazen act should have been stopped and punished.

However, local forestry and civil affairs bodies, media reports say, did not put an end to his illegal behaviour for three whole years.

So what went wrong with these public organs and why have they failed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reasons.

First, it is because of local protectionism. Some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ir focus on developing the local economy, often turn a blind eye to businessmen's wrongdoings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loc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s such, many public organs will find it hard to rein in wrongdoers if local government protects them.

The second possibility may be due to the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status.

Famou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re usually deputies to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o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r heads of government-affiliated industry associations.

Some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political status to dodge or excuse themselves from the rule of law, hampering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ork.

The third possible reason may reside with the collusion between corrupt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It is known that some wealthy businessmen pay officials to back up their businesses and some officials are willing to do 'dirty' deals with businessmen.

It is this very umbrella extended by corrupt officials that emboldens some high fliers to defy the authority of public bodies.

No matter the reason for the current mess in the forest park case, the failure to discipline the wrongdoer is mind-boggling.

Such blatant illegal acts are a serious blow to our efforts to build a society ruled by law.

It is reported that an investigation team has been set up to look into the case. We hope justice can finally be served.


(China Daily 04/26/2005 page6)